行政协商是社会管理创新在行政法中的具体创建，是对当下行政纠纷化解难题的有效回应，通过协商达成合意再作出行政决定，以促进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建立。
汉阳铁厂初建时，张之洞曾有意由盛宣怀出面经理。[5]汪胡桢：《中国煤矿业小史》，刊载于（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1895. 11. 2） 三天后，张之洞回复总理衙门电，表达悉心遵办汉铁及其枪炮厂的心志和筹集经费，感悚莫名，又不得不克服困难的个人努力恭读十六日电旨，感悚莫名。可好景不长，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5），汉阳铁厂作为国有全资的近代化企业率先作了公司发展进路上的重大改革，虽然当时缺失公司法，也无系统化的公司章程，完全听凭长官意志，但此次公司改制是划时代的。他们若打算将工厂办下去，则不挂一洋旗，不由一洋商出面，亦难成或必败。[14]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生产关系及其特点十分明显。事未办成，何来余利？而华商股款附入，官利即起，岂有难如制铁事业，方在购机建厂，而即须付利。
规定铁路所需铁轨均购之于汉厂。值得指出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末期起，洋务派创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但无一获得持久的成功，原因何在？从清廷总理衙门到地方封疆大吏，很少有人去理性地反思和检讨真正的原因。因此，他自认为摆脱了市场崇拜与国家崇拜的两难境地，使公共性与公共领域水乳交融，走出了一条公民权民主政治的新路。
这种特别的政治传播方式所能产生的效果将是聚合反应过程（聚合反应中使用的单体、溶剂、引发剂、催化剂等大多是易燃、易爆物质，而许多聚合反应都是在高压条件下进行，很容易形成挂壁和堵塞等故障，引发爆聚、爆炸）抑或是威慑冷凝作用，还需要时间去继续观察。公意型政党执政权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在全国人大及其立法院作为议会多数党执政（多数席位的保障有宪政保障方案和政治保障方案两种选择），掌握立法权，其次是作为公意型政党依据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制度性对接式的宪政民主程序专享国家领导人的提名权，譬如通过党代会竞争性提名的党内民主程序推荐两个公共政策团队到人大竞选政府组阁权，把公共政策治理团队的最后选择权、决定权交还给人民，组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实行基于人民同意的治理。对于传统上一元化的人民民主政体国家而言，政治改革的明智方向则是在保持其一元战略共识层面的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建构二元公共政策竞争层面，首先把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政策领域，同时积极培育多元利益表达层面，建构公民社会，弘扬公民精神。重要的是现在应该如何评估和应对已经造成的现实的传播效应，如何面对历史的审视。
停顿改革、阻滞开放、沉迷老路、踌躇新路必然导致颠覆性错误。从后来的历史实践来看，惟世俗而现实才易于实现，惟崇高而理想才易于扭曲。
做统治者的时候，要发挥他作为统治者的德性。随着王朝内部既得利益集团之瘤的扩张与扩散，以及官僚体系的衰败、官民矛盾的激化、统治失灵的出现，人民起义就会爆发。尽管不少实事求是的西方学者，包括保守主义的阿兰·布娜母（Alan Bloom）等人，均反对将卢梭视为‘极权主义民主的来源，但卢梭的极权主义者的形象还是流传开来了。焦虑的反宪派无疑故意夸大渲染了敌情，也没有真正搞清楚很多状况。
正确政体必然是，这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以公民共同的利益为施政目标。多少还懂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不得不承认，在马克思思想里，专政只能是整个阶级的民主的专政（即阶级的民主的统治），而不能是党的专政，从而否定了党作为专政主体的资格。胡鞍钢在《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中就把党的核心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为了实际上的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并鼓吹这种集体总统制的优越性。简言之，公意来自于宪政制度下多重交叠的民主政治场域。
不过，我还是要你们想一想，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是更好？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反宪派内心所固守的政治底线是：我们的权力（尤其体现为党权的形式）不能受到法律或社会力量的限制，而宪政的核心在于限权，只要是宪政都会给掌权者运用权力制造麻烦。
他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政体类型学标准，根据统治者是否为全体公民的利益服务（即是否具有公意型团体性质）这一根本标准，把宪制政体分为正宗的（即公意服务型政治）和变态的（即众意博弈型政治）两大类，并通过两种标准交叉分类，得出了六种基本的政体类型（如下图图表）：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体和政府表示的是同一个意思，后者是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执掌。精英一词在这里具有先进分子的特定含义。
从治理绩效或腐败程度上看，儒家宪政政体只是在多数情况下比君主独裁政体更好一些，但不绝对，所以，这两种政体都有政治衰败甚至被人民起义推翻的可能。在革命党时期，革命党还没有夺取政权，支持拥护革命党的群众还没有获得真实的公民身份，也没有社会组织来把一般散沙的群众组织起来，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唯一力量就是革命党。黑格尔寄望于具有新理念的国家公共权力，哈贝马斯却对国家公共权力不抱希望，而是寄望于政治公共领域（在笔者看来，国家公共权力、公意型先进政党、基于众意多元政团的民主协商制度和政治公共领域这四条进路都不该被放弃，也即都应当以宪政为囚笼，被努力驯化为公意的实现力量）。如果从反宪派舆论战的独特视角来分析，我们只能把反宪派理解为是在失败主义情绪笼罩下的懦弱自私的逃跑主义者。鉴于宪政与党的领导体制之间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与理解上的歧义，我们将在本文后面重点来剖析这种关系。这一相互制衡并具有民主复合特征的制度安排，显然与建基在普遍共识之下的多元均衡、多元共治、多元共享的新共和主义理想颇为吻合。
萧高彦指出：亚里士多德的regime概念恰恰是附着在统治者上面，统治者本身有一个伦理的原则要去实现，或者是美德或是审慎的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张明澍也曾针对18周岁以上的在城镇生活的公民开展了一项调查，根据其调研数据他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左派占38.1%，中间派占51.5%，右派占8%。
审议院必然是多党制的（多个民主党派民主参政议政），而立法院则只能是一党制的（只存在一个公意政党组织的党团与其他志在表达公意的无党派议员）。同时，在皇权传承或相权轮替问题上，儒家宪政都没有给出合法、合理、稳定而有效的制度性安排。
[19]参见华炳啸：《从新民主主义宪政到社会主义宪政》（1999），第七部分。因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人私利的总和。
其实质只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然而倘若以私人的利益为目标，无论执政的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都是正确政体的蜕变。虽然从表面上看，自由派（激进的西化宪政派与温和自由派）占到25%，与保守派（25%）几乎旗鼓相当，而中左翼只占到10%多一点，但由于执政精英支持西化政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且在保守派的压力下，自由派已呈分化趋势。如果你当选市长后，因违反党章被开除党籍，那么根据这种宪政制度你就必须辞职，由市党代会通过竞争性提名程序另外向市人大差额提名新的市长候选人选。
所谓人民精英，就是指那些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具有远大的理想和目光，以及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品质，并作为积极的政治人具有较高的政治热情、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愿意全心全意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去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并愿为实现公共利益和崇高社会理想而奋斗。‘公共党，表明这个党的奋斗目标不是只追求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要管好公共资产，增加公共产品，发展公共事业，扩大公共服务，完善公共选举，厉行公共决策，加强公共管理，严密公共监督，提高公共理性，弘扬公共精神，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造福公共大众。
在笔者的专著《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中，曾用了三个章节来专门探讨这个问题，即第二编第二章《卢梭：公意与人民主权》以及第四章《多元治理：基于公意与众意》、第五章《宪政平衡：关于强制与自由》。由这些先进分子组成的公意政党组织应当能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包括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既要身体力行担当起公共性启蒙的公民美德培育职责（在公民教育中主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也要积极主动向公意靠拢，担当起对于公共事务、公共责任的义务，从而有效地保障公意的实现。
在皇权与官僚垄断制度下，社会系统被从纵向划分为两个不平等的社会层，其中一层是统治者阶层，主要由世袭皇族和经由科举制（唐以前为荐举制）产生的官僚阶层构成，在绝大多数时期实行阳儒阴法的意识形态统治，另一层是边缘性的分散的小农社会，主要由农村的大中小地主、乡绅阶层和农民阶层（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为成员主体构成，保留了基于道释民间信仰的自由自治传统。这无疑将会迫使党部不得不加强党建，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竞争力，同时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把全心全意执政为民作为赢取民心和行政治权的根本。
反宪派所坚持的宪政与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或党的领导）不容的观点，其实来自于激进的西化宪政派的固有观点——宪政与一党专政体制不容。对于多元化的自由民主国家而言，政治改革的方向也许是一方面革新公共政策竞争层面，使其由多元竞争（多党制）向二元竞争（两党制）转变，并促使其参与政府权力角逐的政党组织由代表局部利益（众意取向）转向代表所谓的全民利益（公意取向），而不参与政府权力角逐的政党组织与利益团体则成为被适度激活了的集团政治主体（它们以形成压力集团等方式影响公共政策）。正如前所述，当统治团体把其核心的政治价值引入城邦共同体的制度层面的时候，就形成了政制（regime）。也就是说，这个混合共和政体是长期的、稳定的、对大家都好的一个政体。
需要在此提请注意的是，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公人——私人这一人性二重性的复合人性逻辑下，公人与私人作为社会性历史存在的人性硬币的两个侧面只能获得基于共生共存的辩证统一。由于公意必然表现为一种普遍共识，最终不可能是多元的而只可能是一元的，所以，肩负着代表、促成、统合和实现公意的政党组织也只能是一个。
他在公意的名义下，也抽空了‘众意的聚合空间——民间社团。但正如我们在上一篇回应文章中所指出的，马克斯恩格斯是在国家的实质也即国体的层面上使用专政一词的，同时他们又在国家的形式也即政体的层面上使用立宪共和国或宪政的概念，专政是指阶级统治，而民主是实现阶级统治（即专政）的更好选择，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才说，资产阶级民主即资产阶级专政（或资产阶级的统治），同理，人民民主也即人民专政（或人民的统治）。
立法院议员的职责在于不是出于自身或自身所代表的特殊利益而是出于公共利益而投票（为公意而投票），而审议院议员的职责却恰恰相反，正好是基于自身或自身所代表的特殊利益而投票（为私意而投票）。从某种意义上看，当代政治即政团政治，公意型先进政党与众意型多元政团在公民社会之上发挥着更为关键的政治功能。